大家都知道，新能源车今年卖爆了。
今年1-10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500万辆，分别完成548.5万辆和528.0万辆，同比均增长1.1倍，销量占全球的60%以上。
前10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9.9万辆，同比增长96.7%。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电动车最重要的原材料——锂，却无法摆脱进口依赖，锂原料对外依存度约为65%。
一些海外势力已经盯上了中国的这块软肋。
最近1个月内先后发生了两件事：
南美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三国正在起草一份文件，要联合成立一个锂业的“欧佩克”，在锂矿价格波动时达成“价格协议”，像欧佩克一样掌控锂矿的定价权。这三个国家掌握着全球近六成的锂矿资源。
有分析认为，如果这三国能搞成“锂佩克”，那么未来这一组织还有可能吸纳锂矿石生产大国澳大利亚加入。
另外，加拿大工业部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三家中国公司剥离他们在加拿大的关键矿产公司的投资。另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建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要加强盟友之间的资源合作。
思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英良指出，全球正在兴起一波资源民族主义浪潮。
伴随着国内电动车市场的供销两旺，锂资源价格水涨船高，国内下游企业不断承压，目前电池成本已经占到新能源车总成本的40%~60%。而中国锂资源储量只占全球1.1亿吨的7%，为795万吨，未来存在较大缺口。
上个月我们写钠电池文章的时候，电池级碳酸锂价格还在50万元/吨左右，现在就已经达到了60万元/吨的水平。
对于尚未摆脱石油进口依赖的中国来说，锂这个“白色石油”的称号越来越名副其实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是不是只能坐以待毙？
很显然，我们需要尽最大努力开发国内的锂资源。
但是奈何老天爷不赏饭吃，中国目前的锂资源储量远远满足不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和储能行业高速发展的态势。
是不是这样下去，我们就只能束手就擒了呢？所谓的能源转型，是不是从一种依赖变成了另一种依赖？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没有那么悲观。
因为有一群中国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国内锂资源的探索和开发。
在四川，他们找到了中国新的希望。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盐湖人（盐湖科技工作者）。
不过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他们没想去找“锂”，他们找的也根本不是锂。
01
1951年春天，兰州大学化学系主任戈福祥教授花了两个小时，提笔写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封信。
这封信没有寄给某个人，而是直接寄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那时还没成立国务院）。
他建议中央重视西北地区的盐湖资源，因为里面有钾元素，制成化肥以后，农作物产量可以成倍增加。
我们知道化肥主要包含氮磷钾三种重要元素，在当时中国已经能够生产氮肥和磷肥，只有钾肥因为缺乏原料，生产不了。
这封信一路递到了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的办公桌上。不久以后，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务院工作会议上，他拿出了这封戈教授的来信。
从此，盐湖调查和开发利用工作被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上，直接促成了1957年中国科学院盐湖科学调查队的成立。
担任这个调查队队长的是柳大纲，中国盐湖化学的奠基人。
1957年国庆节前，一队敞篷卡车穿过彩旗飘扬的街道，驶向柴达木盆地，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盐湖科学调查行动。
当时队里很多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其中就包括刚刚从大学毕业的郑绵平。
到了柴达木一看，有房子，但是没有门窗。大家只能用石头把门堵住，然后在行军床上简单安顿下来。
一天清晨，郑绵平出门散步，碰到了柳大纲，二人边走边聊。
驻地附近连路都没有，就是把盐巴压实，泼上水就是马路。
郑绵平注意到路边每隔20米就有一个浅坑，被阳光一照，亮晶晶的闪着光。
郑绵平蹲下身来，发现浅坑四壁有蚕豆大小的斜方锥晶体，晶莹透明。
他抠下几颗用舌头一舔：“老师，辣的！”
因为盐巴是咸的，辣的盐要么是镁，要么是钾。
他赶紧把晶体递给柳大纲，很快鉴定为一种钾盐矿物——光卤石。
柳大纲立即部署察尔汗湖的坑探和钻探工作。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光卤石的沉积物，一个个像土豆一样大。
经过调查，他们估算出全湖卤水的氯化钾资源量为1.508亿吨。
为了证明这里的钾盐具备开采价值，他们土法上马，自创了一套钾盐提取办法，用光卤石加上淡水分解生产出了氯化钾。
虽然一开始只有10公斤，但含钾量达到50%，达到工业钾肥的标准，随后在1958年产出钾肥950吨。
在柳大纲等人调查察尔汗盐湖之前，外国专家曾经断言中国没有钾资源，即便有也很贫乏，中国永远不可能生产出钾肥。但是中国人把它找了出来。
直至今日，察尔汗湖的钾盐工业体系依旧是中国最大的钾盐生产基地。察尔汗湖群还是中国最大的可溶性钾盐矿床，实现500万吨钾肥年产量，出产了全国一半以上的钾肥，稳居中国第一，世界第四。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盐湖股份）也因此发展壮大。
几十年来，每一个中国人能吃饱肚子，都要感谢这个基地做出的贡献。
1960年，在北戴河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盐湖盐矿学术会议，柳大纲做了几个小时的报告，首次指出中国盐湖具有“多、大、富、全”四个特点。
从1951到1957年，中国科学家发现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盐湖至少有1000多个，主要分布在青海、新疆、内蒙古和西藏。
这些盐湖的成因并不复杂，很多地势像盆一样的地方，只有进水处，没有出水口，雨水冲刷，把石头里的矿物质带到水里，卷入湖中，暴晒水分蒸发，矿物质无处可去，饱和析出，凝结成盐，水成了卤水，湖成了盐湖，成了人类社会天然的聚宝盆。
柳大纲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钾盐如光卤石氯化钾是生产农业肥料与制取其他钾的盐类材料。硼是许多工业新技术材料必需的，锂是原子能工业必需的，镁是轻金属及其合金的重要组成……这些盐类在国民经济、国防及人民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元素周期表当中，有60多种元素都可以在盐湖中找到。
当时锂离子电池还没有像今天一样在数码产品中得到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但是锂产品广泛应用在玻璃、陶瓷、核工业、锂润滑脂、药物和聚合物、钢铁工业塑造熔剂、原铝及铝锂合金、光学材料和功能材料等生产领域。
正是在柳大纲等人的深入研究基础上，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63年成立了盐湖专业组，由柳大纲组织制订了《中国盐湖科技发展十年规划》。
在这一规划中，他提出在三大盐湖建立三个工厂的设想，除了10万吨钾肥工厂，250万吨食盐工厂，第三大工厂就是要在大柴旦盐湖建立生产锂盐和硼酸的示范车间。
也是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成立了一个重要的盐湖科学机构——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组织上计划由61岁的柳大纲亲自担任所长。
青海盐湖所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因为有高原反应，年届六旬的柳大纲经常睡不着觉，平躺着难受，他就斜靠在床上休息几个小时，白天继续在野外工作。
湖里的卤水不能喝，从外界运一趟水要1个月，所以所有人都节约用水，经常几个月不洗脸，不刷牙，不刷碗。生活用煤有时要步行从20公里外用肩膀扛回来。一群体面的知识分子，脏得像乞丐一样。
溅在衣服上的卤水干了以后，硬巴巴的像糊了一张干牛皮，时间长了，裤子就从膝盖处折断了。
当时他已经是中科院化学所的所长，而且身体情况也不是很好，还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承担了核燃料处理工艺的研究问题，领导担心他的担子太重。
但他说：“如果组织信任我，我愿意竭尽全力。”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在60年代提出了我国第一个直接提取锂盐的工艺流程，生产能力达到年产400吨。
直到今天，中国的盐湖事业，其中也包括中国锂盐原料工业的发展，都是在柳大纲这代人开拓的道路上不断进发的。
02
柳大纲和他的团队深知盐湖资源有多丰富，还有很多宝贵的元素等待被“唤醒”。
锂在自然界以两种主要形式存在，一种是固体的矿石，另一种就在盐湖的卤水中。过去人们找锂，第一反应是找矿石，但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人们发现，矿石中蕴藏的锂只占可开采总量的1/5，更多的锂都藏在内陆的盐湖和地下卤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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